资料一,宜昌战役
1941年(民国三十年)9月至10月,在抗日战争中,中国第6战区部队围攻湖北省宜昌市日军的进攻战役。
1941年9月下旬,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,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。中国军队第6战区,奉令围攻宜昌,策应第9战区作战。此时,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,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,第39师团在其周围。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,分割日军两师团,然后攻打宜昌。30日,各部开始进攻。至10月2日,攻克宜昌外围日军阵地,缩小包围圈,同时割断了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的联系。3日夜,各部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,随后发起攻击。各部奋力作战,给日军以重大打击。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,拼死抵抗,后勤人员和轻伤员亦参加战斗。至9日,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。当日,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,以第9、新编第33、第76师猛攻宜昌,激战至10日黎明,攻克胡家大坡、大娘子冈、慈云寺等据点,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。当日,第9师组织突击队,突入城内。激战中,日军施放毒气,并以飞机轰炸,突击队被迫撤出。11日,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,天降大雨,部队行动不便,未能实行。此时,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。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,撤离战场,战斗即告结束。
第六战区奉命后于9月23日确定部署、下达命令。大要是:以江防军(辖第2军、第94军、第8军第5师等7个师)主力攻击宜昌;以第26集团军(辖第32、第75、第39军)向当阳方面攻击,主力置于当阳以西,切断汉(口)宜(昌)公路,阻止日军第39师团向宜昌增援;以第33集团军(辖第59、第77军)向荆门方面攻击,与第26集团军协同,切断汉宜公路;以第20集团军(辖第53、第73、第87军)向白螺矶(岳阳东北)、沙市、江陵方面攻击,切断汉(口)京(山)公路西段,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。各部攻击时间限于9月27日、28日开始。
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,调整部署行动缓慢,直到9月30日才开始攻击。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,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,进展不大。至10月3日夜,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。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,又令第26集团军第75军的第13师和第20集团军及第73军的第77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,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,攻克既定目标。但这时日军第11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,开始向原防返转。
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13师团的第56、第58、第104联队,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,伤亡颇重;守备荆门、当阳的日军第39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,不能向宜昌增援。至10月9日,宜昌东郊的慈云寺、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,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。第13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,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。10月10日晨,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,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,并写好了绝命书,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。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,紧急车运,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,第11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39师团指挥,全力向宜昌突进。
10月10日上午,中国第32军、第2军及第75军第13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,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,与日军展开巷战。日军以飞机20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,并施放毒气。突击部队伤亡很大,乃撤至城外。午后,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,准备再攻。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,为避免陷于被动,于10月11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,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,控制要点,进行休整。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。
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,第二次长沙会战,对日军来说,是“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”,〔7〕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,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,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,退回原防。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、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,以此鼓舞士气、民心,维护国际形象。从政治角度看,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。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,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,都属正确的决策,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。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,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。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,原因主要如下
1.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
2.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
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,武汉失守以来,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,除桂南会战、中条山会战外,都是由它发动的。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、更密切的监视。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,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、鄂南、赣北抽调部队,向湘北集中。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,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,还是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,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,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,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,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,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。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,对会战无从进行、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,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、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,胶着于大云山,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,喘息未定,日军已开始总攻。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,发挥了战役突然性,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,仓促应付,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。
同样,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。待1个月之后,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,再部署对宜昌反攻,为时已晚;开始反攻时,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,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。倘能及早发现,早作预备,提前数日发起反攻,则宜昌必能克复。
反之,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,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,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。
3.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
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,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,也是在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,是值得称许的,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、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。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,主动配合,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(口)宜(昌)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、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,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,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。
总之,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、主动性,行动乏力,是一个老问题。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,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(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),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,实在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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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9月下旬,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,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。中国军队第6战区,奉令围攻宜昌,策应第9战区作战。此时,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,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,第39师团在其周围。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,分割日军两师团,然后攻打宜昌。30日,各部开始进攻。至10月2日,攻克宜昌外围日军阵地,缩小包围圈,同时割断了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的联系。3日夜,各部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,随后发起攻击。各部奋力作战,给日军以重大打击。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,拼死抵抗,后勤人员和轻伤员亦参加战斗。至9日,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。当日,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,以第9、新编第33、第76师猛攻宜昌,激战至10日黎明,攻克胡家大坡、大娘子冈、慈云寺等据点,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。当日,第9师组织突击队,突入城内。激战中,日军施放毒气,并以飞机轰炸,突击队被迫撤出。11日,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,天降大雨,部队行动不便,未能实行。此时,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。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,撤离战场,战斗即告结束。
第六战区奉命后于9月23日确定部署、下达命令。大要是:以江防军(辖第2军、第94军、第8军第5师等7个师)主力攻击宜昌;以第26集团军(辖第32、第75、第39军)向当阳方面攻击,主力置于当阳以西,切断汉(口)宜(昌)公路,阻止日军第39师团向宜昌增援;以第33集团军(辖第59、第77军)向荆门方面攻击,与第26集团军协同,切断汉宜公路;以第20集团军(辖第53、第73、第87军)向白螺矶(岳阳东北)、沙市、江陵方面攻击,切断汉(口)京(山)公路西段,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。各部攻击时间限于9月27日、28日开始。
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,调整部署行动缓慢,直到9月30日才开始攻击。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,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,进展不大。至10月3日夜,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。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,又令第26集团军第75军的第13师和第20集团军及第73军的第77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,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,攻克既定目标。但这时日军第11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,开始向原防返转。
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13师团的第56、第58、第104联队,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,伤亡颇重;守备荆门、当阳的日军第39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,不能向宜昌增援。至10月9日,宜昌东郊的慈云寺、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,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。第13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,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。10月10日晨,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,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,并写好了绝命书,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。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,紧急车运,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,第11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39师团指挥,全力向宜昌突进。
10月10日上午,中国第32军、第2军及第75军第13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,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,与日军展开巷战。日军以飞机20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,并施放毒气。突击部队伤亡很大,乃撤至城外。午后,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,准备再攻。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,为避免陷于被动,于10月11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,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,控制要点,进行休整。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。
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,第二次长沙会战,对日军来说,是“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”,〔7〕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,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,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,退回原防。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、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,以此鼓舞士气、民心,维护国际形象。从政治角度看,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。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,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,都属正确的决策,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。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,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。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,原因主要如下
1.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
2.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
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,武汉失守以来,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,除桂南会战、中条山会战外,都是由它发动的。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、更密切的监视。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,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、鄂南、赣北抽调部队,向湘北集中。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,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,还是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,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,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,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,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,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。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,对会战无从进行、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,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、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,胶着于大云山,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,喘息未定,日军已开始总攻。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,发挥了战役突然性,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,仓促应付,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。
同样,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。待1个月之后,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,再部署对宜昌反攻,为时已晚;开始反攻时,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,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。倘能及早发现,早作预备,提前数日发起反攻,则宜昌必能克复。
反之,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,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,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。
3.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
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,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,也是在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,是值得称许的,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、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。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,主动配合,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(口)宜(昌)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、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,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,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。
总之,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、主动性,行动乏力,是一个老问题。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,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(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),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,实在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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