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对的人为政治
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,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。就是孔子所讲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这四点。现代的青年看起来,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,实在应该烧掉。如果我们真了解了,就觉得非常深刻,非常有味道。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,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。“君君”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,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。(就这“君君”两个字,就可以写一部叫“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”的大书,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。)君是君,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。臣是臣,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,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,好的宰相,好的辅助人。这个话连起来讲,如果君不君,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,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,这时臣也不臣了。“父父、子子。”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,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,但是却要儿女孝顺,尽儿女的本分,怎么可能呢?所以父母是父母,子女就是子女,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。也就是《易经》上回复的道理。古代的文字很简略,但包括的意义很多。孔子答复了这一点,齐景公非常聪明,他说,好,我懂了。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,越出范围,那么臣也不臣;一个家庭中,父母不像父母,儿女就不像儿女。如果一个国家,政治、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,国家的财富虽充足,我也用不到了,一定要失败的。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。
有人说,民主社会没有这个“君”,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——国父思想,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,不用再讲了,是一样的道理。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,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。“民主”政体下每个人都是“君”。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,谈到美国的情形,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。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,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。而美国坏就坏在“民主”上,现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。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,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,问题就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。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,尽管是君主制度,据我的研究,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,是以民主为基础,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。现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,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,而以民主为型态。美国是什么民主?所有的领导人,乃至于总统,后面都有老板的。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,说穿了,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。我们过去的君主,是真正的民主精神。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,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。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,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,清朝的九门提督,权很大。当时熊鱼山、姜如农两位言官——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,在历史上称作言官。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,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,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。纵然是皇帝错了,他照样提出来,错了就是错了。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,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。朝中的太监权臣,因为党派的关系,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——清朝所谓天牢里。到了半夜里,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,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。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,并不执行,坐下来写一篇奏章。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,如果要杀他,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,所以应该明告天下,公布他的罪状,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,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。现在凭你这张条子,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,要我夜里去杀他,我是不敢执行的。换言之,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,是错误的,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,一并送给皇帝,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,这件事也就算了,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。(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,是另处一回事,在此不加讨论。)
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,类似的事件很多。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,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、中国史大纲,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。我觉得很好玩。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,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。尤其说到政治哲学,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、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。为政到底在人,并不一定在法。立法、制度固然重要,但执法的还是在人,立法的也是人,所以还是人政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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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,民主社会没有这个“君”,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——国父思想,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,不用再讲了,是一样的道理。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,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。“民主”政体下每个人都是“君”。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,谈到美国的情形,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。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,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。而美国坏就坏在“民主”上,现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。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,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,问题就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。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,尽管是君主制度,据我的研究,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,是以民主为基础,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。现在“美国式”的民主,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,而以民主为型态。美国是什么民主?所有的领导人,乃至于总统,后面都有老板的。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,说穿了,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。我们过去的君主,是真正的民主精神。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,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。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,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,清朝的九门提督,权很大。当时熊鱼山、姜如农两位言官——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,在历史上称作言官。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,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,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。纵然是皇帝错了,他照样提出来,错了就是错了。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,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。朝中的太监权臣,因为党派的关系,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——清朝所谓天牢里。到了半夜里,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,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。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,并不执行,坐下来写一篇奏章。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,如果要杀他,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,所以应该明告天下,公布他的罪状,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,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。现在凭你这张条子,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,要我夜里去杀他,我是不敢执行的。换言之,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,是错误的,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,一并送给皇帝,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,这件事也就算了,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。(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,是另处一回事,在此不加讨论。)
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,类似的事件很多。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,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、中国史大纲,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。我觉得很好玩。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,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。尤其说到政治哲学,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、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。为政到底在人,并不一定在法。立法、制度固然重要,但执法的还是在人,立法的也是人,所以还是人政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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