挟兵自重
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。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,就是霸业的开始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,而中央政府的皇帝,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,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。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,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,并不能称为王道,统统都是霸道。真正达到三代以上,以道德维系的政治,那才是王道。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。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,仁义道德,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,变成口号了。
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,也有好坏,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,他对晋文公的为人,不以为然。谲就是用诡道、手段。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?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,流亡在外十九年,他的高级部下,智囊团之一的舅父,断定他一定能复国:“重耳(晋文公的名字)在外十九年矣,险阻艰难,备尝之矣。民之情伪,备知之矣。”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,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,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。齐桓公就不是这样,孔子认为比较好,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。根据孔子这两句话,研究历史上帝王、领导人的心理,与少年时代的遭遇、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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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,也有好坏,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,他对晋文公的为人,不以为然。谲就是用诡道、手段。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?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,流亡在外十九年,他的高级部下,智囊团之一的舅父,断定他一定能复国:“重耳(晋文公的名字)在外十九年矣,险阻艰难,备尝之矣。民之情伪,备知之矣。”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,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,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。齐桓公就不是这样,孔子认为比较好,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。根据孔子这两句话,研究历史上帝王、领导人的心理,与少年时代的遭遇、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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