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此风波不可行
子路有一次跟着孔子后面走,大概脱了队,落伍了。“遇丈人”,碰到一个老头子。“丈人”不是岳父,古代丈人是对长辈的尊称。过去写信,对父执辈称世伯,自称世晚或世侄,但有的与父辈没有交情,而年岁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,这时就尊称对方为“丈”,就是长者、前辈的意思。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,用他的拐杖,挑了一些编织竹器的青竹篾藤,子路就问他,你看到我的老师吗?这个老头子可骂了子路一顿,什么你的老师?这种人光在那里吹牛,也不去劳动劳动,连五谷都分不清楚,一天到晚只在那里用头脑,用嘴巴吹牛,我才不认识你的什么老师。老头说完,把拐杖往地下一插,在那里芸田,手扶着杖头,用脚把禾苗周围的草,压到泥土下去。子路搞得没办法,被他的气势慑住了,拱手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不敢动。于是这位老头子带子路回家,留他住下,还杀鸡,做了很好的饭,很丰盛的款待他,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。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,又报告了经过。孔子说,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,教子路回去找他,可是子路到了那里一看,这位老先生搬家了。
关于这些隐士的事情,儒家记载得很有限,我们如果看《高士传》、《神仙传》这一方面的书,则这种人很多。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,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: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,出门“行脚”。“行脚”是佛家的术语,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,这两个和尚走到一个深山里面,在溪水中洗脸,其中一个是洞山,告诉另外一个密师伯,这山中住有高人。密师伯说怎么知道?洞山说,我们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,随溪水流下来吗?可见上流有人。于是两个人就去找,虽没有路迹可循,但终于找到了这个隐山和尚,搭了一个茅草棚,一个人住在深山,于是这两个和尚跟他谈道,他们谈得相当投机。后来,这两个和尚就走了。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,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,隐居在这里,实在太可惜了。于是第二天回去找,找不到了,连茅草棚都烧掉了,只留了几首诗在那里,最后两句说:“刚被世人知住处,又移茅屋入深居。”像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,在中国历史上很多,并不是灰心,灰心就自杀了,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。
子路找不到这个荷蓧老人,回来告诉孔子后,谈起这件事有所感想——子路不是一个绝对莽撞的人,他跟孔子这么多年,孔子也很欣赏他,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——他说,一个知识分子,有学问有能力,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,(这里要注意,“仕”的观念,在春秋战国以前,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,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,出来做官为出仕,完全是两回事。)不合于义。社会有社会的秩序,长幼的阶级,父是父,子是子,人伦的阶级不可废,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,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,怎么能废?假使废了,社会就没有型态、没有秩序,不成社会了。这些隐士思想的人,欲洁身自好,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,自己有自己的观点。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种个性,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,可是教他去开创,那就糟了。开创事业的人,好的要,坏的也要,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,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,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,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,其实很冤枉。但是能够挑得起来,就很难了。这种做法,比洁身自好还更难。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,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。创业的人,第一个修养要能够任怨,但不是手段,要是一种德行才行。所以洁身自好的人,多半是隐士。子路这时可有个感想,认为洁身自好的人,乱了人伦之道,把一切都丢开了,只管自己。也可以说,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者,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。所以子路说,君子的出仕,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,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——“行其义也”。看了这些隐士们,就晓得“道之不行”了。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,多半喜欢走隐士的路线,觉得救不了时代,就做隐士,向后退,不敢跳下这个浑水去。大家都像这个样子,有学问,有修养的人,头脑太清明了,看清楚了,不愿来淌这个浑水。所以子路说他懂了,搞不好了,他知道跟孔子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,自始至终,永远都是自我牺牲,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,多半只管自己了。
上面到这里,等于告了一个段落,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。先说逸民,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,在历史上,后来引用孔子这句话,有“逸民传”。尤其清朝的历史,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,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,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,像陕西的李二曲、江苏的顾亭林等等,硬是不出来,当然也没有被杀,这一类人在清代的历史上留下来,就列入“逸民传”中,当然不是二臣,二臣就是投降了的,逸民是很高逸的,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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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这些隐士的事情,儒家记载得很有限,我们如果看《高士传》、《神仙传》这一方面的书,则这种人很多。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,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: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,出门“行脚”。“行脚”是佛家的术语,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,这两个和尚走到一个深山里面,在溪水中洗脸,其中一个是洞山,告诉另外一个密师伯,这山中住有高人。密师伯说怎么知道?洞山说,我们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,随溪水流下来吗?可见上流有人。于是两个人就去找,虽没有路迹可循,但终于找到了这个隐山和尚,搭了一个茅草棚,一个人住在深山,于是这两个和尚跟他谈道,他们谈得相当投机。后来,这两个和尚就走了。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,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,隐居在这里,实在太可惜了。于是第二天回去找,找不到了,连茅草棚都烧掉了,只留了几首诗在那里,最后两句说:“刚被世人知住处,又移茅屋入深居。”像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,在中国历史上很多,并不是灰心,灰心就自杀了,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。
子路找不到这个荷蓧老人,回来告诉孔子后,谈起这件事有所感想——子路不是一个绝对莽撞的人,他跟孔子这么多年,孔子也很欣赏他,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——他说,一个知识分子,有学问有能力,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,(这里要注意,“仕”的观念,在春秋战国以前,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,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,出来做官为出仕,完全是两回事。)不合于义。社会有社会的秩序,长幼的阶级,父是父,子是子,人伦的阶级不可废,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,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,怎么能废?假使废了,社会就没有型态、没有秩序,不成社会了。这些隐士思想的人,欲洁身自好,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,自己有自己的观点。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种个性,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,可是教他去开创,那就糟了。开创事业的人,好的要,坏的也要,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,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,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,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,其实很冤枉。但是能够挑得起来,就很难了。这种做法,比洁身自好还更难。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,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。创业的人,第一个修养要能够任怨,但不是手段,要是一种德行才行。所以洁身自好的人,多半是隐士。子路这时可有个感想,认为洁身自好的人,乱了人伦之道,把一切都丢开了,只管自己。也可以说,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者,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。所以子路说,君子的出仕,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,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——“行其义也”。看了这些隐士们,就晓得“道之不行”了。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,多半喜欢走隐士的路线,觉得救不了时代,就做隐士,向后退,不敢跳下这个浑水去。大家都像这个样子,有学问,有修养的人,头脑太清明了,看清楚了,不愿来淌这个浑水。所以子路说他懂了,搞不好了,他知道跟孔子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,自始至终,永远都是自我牺牲,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,多半只管自己了。
上面到这里,等于告了一个段落,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。先说逸民,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,在历史上,后来引用孔子这句话,有“逸民传”。尤其清朝的历史,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,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,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,像陕西的李二曲、江苏的顾亭林等等,硬是不出来,当然也没有被杀,这一类人在清代的历史上留下来,就列入“逸民传”中,当然不是二臣,二臣就是投降了的,逸民是很高逸的,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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