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往开来
这是历史哲学的问题。孟庄子是古代的世家,鲁国世袭的大夫,姓仲学,名速,他的父亲孟献子,名蔑。孔子当时说,孟庄子可真是一个孝子,他对于父母的孝行来说,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。(像我有一个朋友,六十几岁了,也是白发苍苍,事业很大,工作忙得很,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,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亲吃饭,否则他父亲就吃不下饭,有时父亲还骂他,甚至用手杖打他,他赶紧跪下来给父亲打,但这些孝行还不算太难。)孔子说,最难做得到的,是孟庄子承继高位以后,对于他父亲原来用的这班老干部,并不改变,同他父亲一样待他们,没有变更,而且对于父亲的政策,继续执行。这两句话实在道理很多。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态,秦汉以前的宗法社会与秦汉以后又不同,与现在更不同,现在社会假使和古代一样,那就糟了。现在是工商社会科学时代。春秋战国不但是农业社会,而且还保留浓厚的宗法社会形态,非常保守的,那时是敬老尊贤,重视前人的经验。现在重视年轻人,着重求新求变。这又是历史文化一个大问题,将来是不是人类整个文化会走回头路?这很难说,看历史的演变,说不定会走回头路。这是第一点。
这段书还要注意的,中国讲孝道,曾子著了一部书,后来列为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。严格研究孝道,这中间也有些问题,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孝子,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,大家都去当孝子,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。所以孝与不孝之间,存在着问题。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,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;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。实际上讲孝道,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这本《孝经》,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,就是西方文化的爱,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,就是大孝于天下,后世所提倡的忠,就是孝的发挥。因此唐宋之后,有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这句名言。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,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,就一定真有责任感。古代的“忠”,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,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,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“忠”更好,因为“责任”只是法治的观念,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,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,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?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,,只有情义的问题,所以我们要了解,孔子讲孟庄子的孝道“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,是难能也。”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,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,是难得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,这个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有什么难呢?其实非常难,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,体会不到,假使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可以体会到,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。中国有句话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我们讲历史上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:
汉武帝杀他最宠爱的妃子钩弋夫人,是因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为太子。当汉武帝立定了这个决心的时候,先把太子的母亲杀了。有人问汉武帝为什么这样做,汉武帝说,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乱,都是帝王年少,母后年壮干涉政治所致,我年纪已大了,这妃子还年轻,将来我儿子当了皇帝,母后如果干政怎么办?汉武帝这种做法,说来是一种权术、帝王的统治手段,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第二个故事也是出在汉朝,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。汉文帝进不了营门;周亚夫出迎,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,拱手为礼,军容严肃,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,重用他。但是后来景帝时,周亚夫还是被逼死。为什么杀他呢?汉景帝讲了一句话,批评周亚夫为“此人鞅鞅,非少主臣。”这是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。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,但只忠于我景帝、忠于国家,可是我年纪已大,将要死了,儿子年纪还小,上来当皇帝,他心里就不会服气、不痛快了。
我们读历史,看到了很多事,所以有人看通了,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。(但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同。)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,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,则有他的道理。
再说唐太宗与徐世绩的故事。徐世绩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战功之多,武功之高,都是了不起的。当唐太宗将死的时候,第一个决定,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戍守边疆,等于一个总司令降下来当一个团管区司令。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,注意这道命令送达后,徐世绩是怎样起程动身的。可是徐世绩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也很高明。深懂唐太宗。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,一接到命令,连家里都不回去,立即就去边疆报到。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,唐太宗放心了,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。
假使徐世绩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,恐怕也要被杀了。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。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,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,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,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,一定给世人骂惨了。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,所谓“功高震主”。
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。岂但是政治?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,对方会受不了,对朋友热心帮忙,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,必会遭反感,所以人生就是政治,政治也是人生。看多了,就知道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的确很难。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,却是真学问,要好学、要深思,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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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书还要注意的,中国讲孝道,曾子著了一部书,后来列为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。严格研究孝道,这中间也有些问题,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孝子,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,大家都去当孝子,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。所以孝与不孝之间,存在着问题。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,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;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。实际上讲孝道,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这本《孝经》,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,就是西方文化的爱,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,就是大孝于天下,后世所提倡的忠,就是孝的发挥。因此唐宋之后,有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这句名言。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,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,就一定真有责任感。古代的“忠”,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,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,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“忠”更好,因为“责任”只是法治的观念,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,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,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?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,,只有情义的问题,所以我们要了解,孔子讲孟庄子的孝道“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,是难能也。”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,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,是难得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,这个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有什么难呢?其实非常难,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,体会不到,假使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可以体会到,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。中国有句话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我们讲历史上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:
汉武帝杀他最宠爱的妃子钩弋夫人,是因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为太子。当汉武帝立定了这个决心的时候,先把太子的母亲杀了。有人问汉武帝为什么这样做,汉武帝说,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乱,都是帝王年少,母后年壮干涉政治所致,我年纪已大了,这妃子还年轻,将来我儿子当了皇帝,母后如果干政怎么办?汉武帝这种做法,说来是一种权术、帝王的统治手段,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第二个故事也是出在汉朝,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。汉文帝进不了营门;周亚夫出迎,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,拱手为礼,军容严肃,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,重用他。但是后来景帝时,周亚夫还是被逼死。为什么杀他呢?汉景帝讲了一句话,批评周亚夫为“此人鞅鞅,非少主臣。”这是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。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,但只忠于我景帝、忠于国家,可是我年纪已大,将要死了,儿子年纪还小,上来当皇帝,他心里就不会服气、不痛快了。
我们读历史,看到了很多事,所以有人看通了,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。(但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同。)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,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,则有他的道理。
再说唐太宗与徐世绩的故事。徐世绩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战功之多,武功之高,都是了不起的。当唐太宗将死的时候,第一个决定,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戍守边疆,等于一个总司令降下来当一个团管区司令。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,注意这道命令送达后,徐世绩是怎样起程动身的。可是徐世绩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也很高明。深懂唐太宗。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,一接到命令,连家里都不回去,立即就去边疆报到。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,唐太宗放心了,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。
假使徐世绩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,恐怕也要被杀了。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。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,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,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,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,一定给世人骂惨了。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,所谓“功高震主”。
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。岂但是政治?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,对方会受不了,对朋友热心帮忙,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,必会遭反感,所以人生就是政治,政治也是人生。看多了,就知道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的确很难。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,却是真学问,要好学、要深思,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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